留杭外国侨民笔下亦丰策略
那些暴行、抗争
以及无私的庇护
这些有关普通人的记忆
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寻找
《杭州，1938》 本报记者 马黎
万克礼夫妇在杭居住近40年，万克礼以日记形式记录了杭州的沦陷前后，他们说：“1937年日军在杭州建立的恐怖统治（reign ofterror），是他们终身难忘的经历。”
牛岛部队侵入杭城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下午，大约9万名日本兵涌入城中，包括臭名照著的东京牛岛军团，这个军团对杭州所经受浩劫应负重大责任。”——苏达立 展开剩余90%
与救护车的合影广济医院的员工在葛岭路的玛瑙寺外与救护车合影。当时所有在杭的医院工作人员，中国人或外国人都坚定地留在伤员身边，即使轰炸来临。
梅滕更和苏达立苏达立（左）1921年11月和做护士的妻子来到杭州，到广济医院工作，梅滕更那时已经65岁。
广济医院的难民“你可以想象这里的人是多么拥挤，但是人们还是选择留在这里，不愿回家。我们开始理解了‘难民之城’这个词的含义。”——《万克礼日记》
留杭外国侨民笔下
那些暴行、抗争
以及无私的庇护
这些有关普通人的记忆
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寻找
《杭州， 》
本报记者 马黎
2025年7月亦丰策略，一批档案卷宗的中译完整版首次面世。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周东华与杭州市档案馆合作，由杭师大人文学院副教授孙炜翻译成中文，周东华编校，名为《杭州，1938：海外档案中的日军侵华罪证》（以下简称《杭州，1938》），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批海外卷宗中有一部分发现于2014年。
周东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时，打开了一个题为《杭州，1938》的档案盒。
粗粗一看，档案收录了抗战期间在杭州的外国人亲历记录的侵华日军杭州暴行的书信、日记和报告，数量大大超出英国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的杭州部分——“它于1937年12月24日上午8点被日军占领，其先头部队为藤井部队。当时杭州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杭州部分，来自一封信的摘要，这位给田伯烈写信的友人高德斯在占领期间一直留在杭州。
当时留在杭州的外国人，不止他一人，而是一群人——80多年前，在日军杀戮、民众饱受欺辱的国难关头，那些留在杭州的外国人，为揭露侵华日军罪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发现档案盒《杭州，1938》的同时，周东华还发现了四五个相似的卷宗，比如《苏州，1938》，主要集中在长三角。
作为长期从事近代中国医疗社会史、抗日战争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学者，周东华马上意识到，这是和南京大屠杀记录相关的卷宗。
他又想到田伯烈书中那封“日军占领期间一直留在杭州的外国人的信”。信写于1938年1月27日，5000余字，详细记录了1937年12月24日到1938年1月初，侵华日军在杭州的暴行、外国人的救济活动以及对日军的控诉。
写这封信的人是谁？
通过考证，周东华确认了写信人是1938年1月在杭英国人高德斯（Bishop Curtis），他写信的对象就是友人田伯烈。1938年初，由田伯烈编纂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较早系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本书为一级文物，现藏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应该还有其他在杭外国人的记录。周东华一直在寻找。
2016年开始，周东华与杭州市档案馆合作“境外馆藏杭州档案文献搜集整理”项目，再次来到美国东部查阅相关档案。
他在费城一个历史档案中心，发现了在杭州工作的万克礼及其家族的档案。
万克礼在杭州待了近40年，今天的江城路一带，就是他和夫人长期生活的地方。1937年12月23日至1938年2月2日，万克礼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杭州沦陷前后——沦陷前一日老百姓逃难、钱塘江大桥炸毁、12月24日杭州沦陷、12月25日开始的日军暴行以及在杭外国人救助伤兵、难民和与日军周旋等史实。
（1937年）12月27日
……今晚，我们这里有1700-1800名妇女和儿童。狄尔耐今晚也待在我们这里。他和我一起去蕙兰中学看望葛烈腾。我们沿着板儿巷直走，路上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从那里穿过大方伯，除了两个哨兵之外也没有任何行人。
（1937年）12月31日
……从商会出来我去了甘惠德（Sweets）夫人的家，就在清波门附近，富裕生先生收留了大约100名妇女。到昨天为止，她们都还安全，但是日本兵开始试图闯入。
（1938年）1月6日亦丰策略
当我沿着羊市街巡视时，我发现这里已经完全荒废了。又回到御街，除了一两个日本兵在观音阁，没有其他人。所有的关卡设施都被清空了——一座荒废的城市。
仅仅三段日记，杭州人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地名。那些文字留了下来，驱使着今天的人，做更深层的探究。万克礼日记首次译成中文面世，也成为了《杭州，1938》中的第二部分。
“现在的抗战史研究跟以前很不一样，主要在于史料方面，一般都会用到三种：自己的材料，对手方的材料和第三方的材料。”周东华说，从敌我双方的材料到第三方材料的引入和印证，使得证据链更加完整。
而这本书中新发现的材料之所以重要，因为是第三方私人档案。比如有大量的照片，其中不乏杭州沦陷前后的照片，包括街头照等等，大大弥补了全面抗战时期杭州抗战照片基本来源于日军随军记者的不足。
2019年暑期，周东华再次前往英国，重访伯明翰大学吉百利图书馆特藏部。这一次，他是为了查阅杭州广济医院档案和近代中国麻风病救治档案。其中，抗战时期担任杭州广济医院、广济麻风病院院长的苏达立，是他这次调研的重点对象之一。
1921年11月，苏达立和做护士的妻子来到杭州。1928年10月，继梅滕更、谭信之后，苏达立成为广济医院的新院长，他在杭州生活了17年。
苏达立与在杭的外国人一起，竭力医治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伤兵;救治汇聚到杭州的百姓;维系广济麻风病院正常运作;与日伪军交涉。1948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从广济医院到集中营》一书，重点记录了他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所见所闻。
访英期间，周东华购买了苏达立亲笔签名的这册回忆录，孙炜首次将全书完整翻译出版，作为开篇，收录在《杭州，1938》中。
以上这些档案，汇聚在一起，成为研究地方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为抗日沦陷史研究提供了稀缺史料。它提示我们，历史转瞬即逝，但有一张隐形的网，再次和历史勾连，他们都会“回来”，在今天“相遇”——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11月的一天，苏达立的老朋友、杭州市卫生局处长张信培前来拜访：“苏达立，能否请你们医院接收1000名重伤官兵，以免他们在杭州沦陷后遭受日军杀害？”
周东华说，从档案中可知，在杭州的中外社会团体共同参与了沦陷前后的伤兵服务，比如浙江重伤医院、杭州青年会、杭州广济医院、圣心医院、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玛瑙寺、灵隐寺，等等。时任杭州市市长周象贤资助了一张5万元（中国货币）的支票。
之江大学前校长费佩德在杭州居住了30多年，著有《杭州游记》。在《杭州，1938》卷宗里，有一篇他在1937年10月23日至11月23日的详细记录：“在拥有超过50万人的偌大城市，所有的医务人员——医生、护士、服务人员，坚定地留下来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那所医院的员工。在一个人口稠密、极易被炸毁的地区，医院又是更容易燃烧的所在，但所有人都希望即使轰炸来临也要留在伤员身边，除非大火或爆炸把他们赶走。还有比这更伟大的爱吗？”
周东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吉百利图书馆，看到了一张照片。广济医院的员工在玛瑙寺外与一辆写有“广济医院”的救护车合影。这是苏达立在杭州沦陷后驾驶的那辆专职难民救济事宜的救护车。玛瑙寺，就在今天的葛岭路17号。1938年夏天，这里是守护杭州百姓的一处重要场所。
高德斯在信中，多次描述了这辆救护车：“苏达立医生用救护车到城市的另一头去装木柴，用救护车给另一个避难所送米，用救护车给医院买煤，或者将我们送到6个值班地点，等等。为了这些事情，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随时可能被派出去周旋，只是苏达立医生专门负责此事。”
在漫长的寻找、研究过程中，周东华发现了一张合影（见左图）。
黑白照片里有中国人，也有西方面孔。有人穿中山装，有人穿僧袍，也有人西装革履。
这些人是谁？
在今年8月浙江图书馆的一场讲座上，周东华亮出了这张照片，他标上了可以认出的每个人的名字。标题：守护一座城。
那张合影，在80多年后，再次显影——
抗战时期社会活动家朱孔阳找到苏达立，希望他召集所有慈善人士和机构，共同协作，为杭州的百姓服务。他们共同邀请之江大学校长明思德和高德斯（照片中前排左二）、梅占魁（照片中蓄有长须者），以及中国商会代表，一起商量。朱孔阳没有出现在照片里，他的同事邬式唐、赵克文、田浩征分列后排左一、左三、左四。
他们在杭州成立了一个国际救援协会，也成立了红十字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杭州分会），一共26人。这些年，周东华在这些档案中一一拼图，找到了苏达立、高德斯、梅占魁（Bishop Deyier）、明思德、万克礼、葛烈腾、费佩德、彭姆姆、贾乃德、吴慈、狄尔耐、柯登（Mr. Stapleton Cotton）和魏礼士（Frank Willis）等，以及玉皇山道观的李理山道长、灵隐寺却非和尚、玛瑙寺本性和尚以及杭州青年会的邬式唐、朱孔阳、田浩征等中外人士救济杭城难民伤兵、守护杭城、记录侵华日军杭州暴行的真实故事——也是证据。
这些在杭外国人，有医生、教师、专员、商人等多种身份，他们在吴山脚下、马市街、直大方伯和天水桥一带居住。但用英文写的地名极难辨识，本书编校团队在翻查大量史料后，准确辨识了杭州鼓楼堂、闸口、闲林埠、马市街、丰乐桥等地名。
面对侵华日军的暴行，外侨一方面以他们手中的相机和笔为武器，记录和揭发日军的残暴，另一方面给予中国民众力所能及的庇护。
作为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苏达立经常前往周边村镇巡视。“闸口地区又发生了多次战斗，后来这里又被焚烧，长达八天八夜。曾经繁忙的街道、商店和仓库，如今只能看到一条路静静地从旷野穿过，房屋的残砖剩瓦随处可见。”
他揭露了1938年2月18日的乔司惨案，“我到访过最悲惨的地方应数乔司。”第一次去巡视时未能进入市镇，但从邻近乡村救出了333人。第二天再次进镇的时候，战火仍未熄灭，他看到唯一活着的，“就是3名妇女（其中1名是盲人）和1条惊恐万状的狗。”
“我那时也有撤退的机会。但就我们医院而言，没有一个人离开。”苏达立写道，“对于剩下的人，我们觉得是该给家人写告别信的时候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达立被投入日军集中营，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1945年10月1日，广济医院再次开放，19日，他回到医院，破败荒废，“我相信我能看到它被重建。”
“我很难想象世界上有比中国人更可爱的民族，我很荣幸能为他们服务。”苏达立在回忆录的结尾这样写道。
《杭州，1938》可以说是杭州版《拉贝日记》的第二部——第一部，便是蕙兰中学校长（杭州第二中学前身之一）葛烈腾1944年出版的回忆录《Heaven Below》。
2019年，杭州第二中学的老师们将回忆录首次译成中文《人间世》，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日占时期，葛烈腾夫妇与留守校园的王翼年、徐君锡、吴竟成诸位先生，向杭州城的老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提供人道主义的救助，先后收容近万人。杭州沦陷后的四年时间，蕙兰中学救济了近两千名战争孤儿、数千名妇女。
苏达立也亲历了12月24日杭州城沦陷。“下午，真正的危机才刚拉开序幕，大约9万名日本兵涌入城中，包括臭名昭著的东京牛岛军团，这个军团对杭州所经受的浩劫应负重大责任。”
在弘道女中（今天学士路上的省妇保为弘道女中旧址，也是杭州第十四中学前身之一）和蕙兰中学，仅有能铺开一床被子的地方，一个母亲通常会带两三个孩子，他们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子，等着人们递给他们一碗饭，一天一顿或两顿。一天，有500人回家了，到了第二天又有100多人回来寻求保护，因为不断有日本兵闯进他们家里。
与无尽的杀戮、侮辱、压迫同时进行的，是杭州人的坚守和斗争。
葛烈腾记录了学生们投笔从戎的事，百姓组成了游击队，不惜用成倍生命的代价来杀死一个日本军人；在某个日本人到收容所“示好”后，院子里扔满了饥饿的人们丢弃的日本面包。
费佩德记录了杭州战时救济工作的细致分工。在昭庆寺，上百名男性一共从事着27个技术行业，即使没有技术工人，也会有人教给他们适合战时状态的简单职业技能，比如做草鞋、棉背心、棉垫、毛巾，还有填充用的厚草席，也教做衣服。
我们在《杭州，1938》和《人间世》中看到了中国人民与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真实故事。而在这些留杭外国人笔下，更多的是普通人的坚守和斗争。
周东华说，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解读战争状态之下的普通人反应，普通人的心境、行为、选择以及后果，这些材料提供了很多细节。在这些记录中，看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人性的故事，正义善良的故事。
杭州，1938，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一部分。教育部长江学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张生说：“凝视共有的历史，导向跨越国境的历史共识。”
葛烈腾的孙女凯瑟琳·葛烈腾亦丰策略，为祖父的回忆录中文版出版，写过这样一段话：“人们一般都不愿过多地去揭示创伤，但是它会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甚至会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所以，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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